被拒星門外宣示主權惹禍？

　　日前新加坡軍艦停靠高雄港，有人質疑，為何上次新加坡拒絕我國敦睦艦隊靠港，而我國卻「以德報怨」地接受新加坡軍艦靠港。然兩事件本質不同，不能混為一談。

　　Ken Booth在其「海軍與外交政策」一書中述及海軍的三大功能為軍事、外交及警察。「海軍外交」之觀念與遂行即由海軍的外交功能而來。海軍外交的遂行包括五種作為：常駐性海軍力量展示、特定操作部署、海軍援助、操作靠港及特定親善訪問。前二者又稱之為「海軍力量政治」，目的在於海軍力量的明示；後三者則為「海軍影響政治」，屬建立影響力的潛隱作為。在設計與執行海軍外交之際，應有清楚的目的導向與區分。

　　基本上，一國政府同意接受他國「帶槍帶炮」且具「國家主權象徵」之軍艦進入已屬絕對國家主權所及之內水港口靠泊，即已顯示兩國之間的「友好親善」。當年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美國第七艦隊船艦第一次停靠上海港進行親善訪問，即已送出令全球關注的兩國友好親善之政治訊息。

　　我國海軍歷年均有海軍官校畢業班的遠航訓練，原始目的或許只是讓學官們有實際遠航之訓練驗證，但因係遠航，即有靠港補給之需求，為此而發生海軍艦隊進行他國港口靠港或拜訪的作為。此種在海軍遠航訓練中所出現的外國港口靠港應屬「操作靠港」，其基本需求係為人員之休憩及船艦之整補。當然，因此種靠港而能在港口國留下人員有禮、船艦精良的良好形象，以及實際對港口的經濟貢獻，必能增益國家的形象與在地影響力。

　　Ken Booth指出，操作靠港與特定親善訪問的差異在於：對前者，吾人只能嘗試擴大此種「必要性靠港」之政治效果，而後者則屬完全政治目的，包括政府間的官式公開交際，用以累積外交資本。

　　我國此次遠航訓練艦隊在新加坡不得靠港的原因，若真如媒體報導係因申請靠港之理由為「宣示主權」，而非原先應為之「遠航訓練」或「整補」，或因行前我國外交部官員即對媒體宣稱此行「有助宣示主權」，則相關國防與外交官員難脫「浮誇幼稚」之弊病，應對此事件負起政治與行政責任，而非僅以「中共打壓」、「新加坡不耐中共壓力」等語開脫。

　　事實上，新加坡政府雖要求我國軍艦以錨泊方式停駐，但其高層官員仍然登上我艦，並協助完成補給。我政府難道不該自我檢討，我國豈有帶槍帶炮到他國內水港口中宣示主權之理？或有人謂，任何國家皆無法律義務必須准許他國軍艦入港，或我國軍艦原本即不享有自由進入他國港口之權，何來「喪權辱國」之論。但過去十年來，我國敦睦艦隊即造訪新加坡八次，為何此次卻到訪而不得靠岸，孰以致之，難道不該自省嗎？

 　　「星光計畫」係於一九七五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兩位政府領導人所秘密簽定之雙邊軍事安排或協議。去年我外交部長對新加坡口出惡言之際，國防部長仍公開表示不希望星光計畫受到影響，可見星光計畫長期執行產生的雙邊國防交流與合作必具有一定程度的互利互惠。除非兩國關係發生「重大情勢變遷」，而使星光計畫被迫修正或廢止，否則我國理應忠實地履行雙邊的安排。新加坡軍艦的公開到訪與靠港即是我國尊重並履行國際協議的表徵，亦顯示新加坡並未因中共壓力或我外長的惡言而放棄與我國的軍事互動關係，我國民眾實不宜由報復心態來看待此一事涉兩國軍事安排與利益的運作。